深化科技运用是推动证券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生产力
从整体上看，我国证券科技与银行业、互联网企业和国际一流投行的科技运用相比存在较大差距，近几年的一些创新，例如互联网理财账户、网上商城，理财超市等，也未能取得预期效果。
究其原因，一是证券行业整体实力较弱，创新力量相对集中在交易所和大券商；二是对证券科技的重要性认识不够，人力、资金投入不足，技术系统开发主要靠外包（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，2017年我国金融信息化行业市场规模达到1864.2亿元，其中，银行业信息化投入规模占市场整体的69.37%，证券业信息化投入比重为10.23%。在技术人才方面，2017年底，国内证券公司的技术人员占比不足1%，而国外很多资产管理机构科技人员占比达30%以上）；三是试错成本高，证券公司在强监管之下开展业务运行和信息系统建设，面对新技术，往往只能在测试环境试错；四是证券科技的运用和创新主要集中在传统业务转型，缺少针对金融产品、金融交易技术的创新，更谈不上整个价值链的重组。
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，国际一流投行纷纷利用金融科技进行转型。兴业证券顾问在机构业务收入持续下降的情况下，高盛、摩根大通等为代表的一流投行相继进行科技改革，宣称自己是一家科技公司，在金融科技领域进行更加全面的战略布局，在提升核心业务能力的同时，利用金融科技与已有的业务进行协同。
高盛将“以科技为驱动力”的发展理念全面贯穿集团的决策和营运，进行了组织结构调整，将技术部门设置成为核心部门，目前技术部门的规模明显大于投资银行部、全球投资研究部、证券部等其他同级部门，同时还通过收购或投资初创型金融科技公司的方式扩充人才库、提高技术能力。
摩根大通则提出了“数字化无处不在”的发展战略，以科技手段革新现有业务，加大IT方面的投入，对在线金融机构和创新实验室进行投资，通过金融科技拓展新的业务领域。
目前国际一流投行每年在技术上的投资都在数十亿美元规模以上，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中。摩根大通2017年在技术/通信方面的投入为77.06亿美元，比2016年增长12.6%，其技术/通信方面的投入占非薪酬支出比例从2013年的14%，增加到2017年的28%，5年期间增长了100%。高盛在2016年-2017年已经投资29家金融科技公司，其人员构成中技术性人员的占比达46%。
从全球的发展现状看，“金融+科技”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，更是推进证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引擎。
2018年1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《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（2018版）》指出，人工智能技术是引领未来的核心生产力，各个国家竞相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获取人工智能主导权。
我国证券业迫切需要从战略发展的高度，提高对证券科技的重视程度，深刻理解证券科技的创新与进步对经济生态、人文生态、金融生态的深远影响，紧紧跟上以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科技变革的历史机遇，把深化新兴科技运用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生产力，积极开发运用证券科技，提高证券科技应用水平，提高系统集成自主性，加强信息技术领域布局，补充证券科技产业链相应环节的能力，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。
证券公司应当广泛运用新兴技术，推动自身从传统的通道业务证券服务商，向通道业务、信用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并重的综合证券服务商转型，积极利用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，在客户服务、市场分析、风险定价方面开展创新尝试，寻求从投资顾问端、财富管理端、客户服务端等全方位向智能化转型以提升服务效能。
与此同时，证券公司既要积极利用证券科技推动业务模式创新，又必须严禁触碰法律底线和监管红线，必须高度重视证券科技带来的风险挑战。证券科技伴随的市场活动主要以数字化、虚拟化、云服务等方式呈现，模糊了市场参与者的身份特征、行为模式等关键要素，市场违规操作更加隐蔽化、智能化；新技术的运用使得业务设计更为复杂，交易速度和交易量呈几何级数增长，风险传播无时空界限，风险扩散更快，破坏性更强。此外，在研发交易新技术时可能出现交易算法和系统同质，在资本市场出现波动时引发市场交易策略共振，进而引发市场的系统性风险，甚至危害经济安全、社会稳定。
因此，证券行业深化运用新兴技术，必须大力加强系统安全保障工作，加强对业务风险的严密防控，加大业务合规的严格监控，提升新兴技术运用同监管要求的契合度，有效防范证券科技潜在的风险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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