莆田仙游县风流人物

莆仙

　　清宣统三年(1911年)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成功，成立了湖北军政府。在这一胜利的影响下，11月9日福州宣布光复，孙道仁被举为都督，派万国发来兴化。翌年1月1日，中华民国仙游地方政权建立。是年，撤销兴化府，仙游属福建省南路管辖，县级行政机构改称县公署，知县改称县知事。民国3年(1914年) ，废路为道，全闽设闽海、厦门、澄漳、建安等4道， 仙游属厦门道。民国17年，改县公署为县政府，县知事改称县长。民国时期，各派政治势力斗争不己；民军纷起，军阀、土匪为了占踞仙游地盘，战事不断；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，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，仙游人民多灾多难！
　　黄濂义军两度攻陷仙游城   黄濂，莆田县三十六乡洋面村人，粗通文墨，为人豪爽。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十六，人称十六叔。清光绪年间，内忧外患日益严重，捐税繁多，民不聊生；教会横行，武断乡曲。三十六乡一带，地瘠民贫，受祸尤烈。黄濂目击心伤，曾领导三十六乡一带的穷苦农民，进行抗捐斗争，被捕入狱，备受拷刑，后设计脱狱。适逢武昌起义，黄濂拥护革命，经人介绍，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。福州光复不久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，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总统职位，政治腐败。其时莆田地方不靖，官府认为是三十六乡人在捣乱，因而准备对那里进行清剿。为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，黄濂于民国元年(1912年)五月端午节，在莆田壶公山凌云殿宣布起义，成立统刀会，以“黑虎忠义堂”的名义发布文告，率众连挫官军，进攻莆田城。但因莆田县城未能攻下，乃决计改变战略，先攻打官军力量薄弱的仙游城。
　　民国元年十一月初十日夜，黄濂率义军2000多人，自壶公山出发，取道东沙，突袭仙游县城，仙游驻军唐岱云营仓惶应战。翌日晨城破，义军猛攻县署，牺牲７人。其时，县知事孙时雍已逃跑，守县署的官军以排炮反击，黄濂义军攻不下县署，自行退回莆田。
　　民国二年三月，正是枇杷成熟的时候，黄濂决计二度攻仙，乃派其手下若干人，装成卖枇杷的小贩，潜伏在仙游北门内居民家中，作为内应。
　　同月二十八日晨，黄濂率义军500多人沿着前次行军路线进攻仙游城，因城内布置有内应，与驻仙军队唐岱云部在北门和东门一带激战一阵后，就攻下仙游城。黄濂攻下仙游城后，便打开监狱，尽释犯人，捣毁圣公会教堂，焚毁县署，贴出安民布告。省都督府得报后，从福州和安溪防军中抽调兵力，由泉州统军使黄培松率领来仙游，进行复城。黄培松所部拥有精枪大炮等新式武器，农民军仅有老式土枪土炮，只好凭城固守。官军架大炮于南门外虎啸山上，对准城垣猛轰，农民军难以支持。而先前退据县城北门外的驻军唐岱云部看到这种情况后，就借用民梯，爬上北门城垣，向列陈在南门外虎啸山的黄培松部摇旗示意，发动猛攻。于是，官军从东、南、北三个城门猛攻，农民军应战困难，于四月二十一日沿着城西南的龙华磨头一带退出仙游城。黄濂占守仙游县城期间，城内商民照常营业，没有发生扰民事件。而黄培松部攻陷南门后，沿城内下街猛攻，沿街被杀害的商民8人，连孕妇也惨遭毒手。
　　“五四”运动以后，仙游人民在中国**的领导下，进行翻天覆地的民主革命。在大革命失败后，仙游人民长期坚持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，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，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，取得了新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。
　　“五四”运动在仙游   民国8年(1919年)5月，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巴黎和会拒绝中国的合理要求。5月4日，北平青年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，遭到段祺瑞政府的血腥镇压，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，瀑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。“五四”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仙游后，仙游城区各学校的学生于5月7日举行大规模罢课，上街游行示威，声援北平学生反帝爱国运动。黄震、王于洁、林步云等进步学生，组织“仙游东区学生联合会”，进行反帝爱国宣传。民国9年(1920年) 冬，仙游民军为了争夺地盘，大动干戈，百姓遭殃。仙游东区学区联合200多名学生，在黄震的组织下，发起请愿，号召民众团结起来，开展反对股匪骚扰百姓的斗争。“五四”前后，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厦门、福州等地求学的仙游籍大中专学生，他们身在城市，却始终没有忘却正处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家乡人民。他们以自己所接受的新文化、新思想来影响家乡人民。民国10年秋，仙游籍泉州第四师范学生许子烈、莆田省立第四师范学生陈丙中，在厦门求学的陈侃，以及出洋留学回乡的张兆焕等人，共同创办《新仙游》报。《新仙游》创刊后，以破除旧习俗为主要内容，对封建礼教和陈规陋俗等束缚仙游民众的绳索进行猛烈的抨击。对于封建军阀、民军、劣绅的横征暴敛，贪污腐化等丑恶勾当，《新仙游》更是给予无情的揭露。原民军头目吴威，在仙游巧立名目，每月征收烟草捐３万元作饷银，民众怨声载道，《新仙游》进行公开抨击。在省城福州的仙游籍学生揪出依仗北洋军阀势力、鱼肉民众的仙游劣绅傅瑛游街示众，在他们出版的《仙游特刊》上抨击其罪行。留日和在京的仙游籍学生通电声援、请愿。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，省当局核实傅瑛罪行，对其处以极刑，反对劣绅的斗争取得胜利。“五四”运动为中共仙游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。
      就在这样的时代在莆田仙游县出现过很多风流人物，名人以及伟人。
　　一、蔡  襄
　　蔡襄（1012－1067），字君谟，兴化（今福建仙游）人。天圣八年（1030）进士，先后在宋朝中央政府担任过馆阁校勘、知谏院、直史馆、知制诰、龙图阁直学士、枢密院直学士、翰林学士、三司使、端明殿学士等职，并出任福建路（今福建福州市）转运使，知泉州、福州、开封（今河南开封市）和杭州府事。卒赠礼部侍郎，谥“忠惠”。蔡襄为人忠厚、正真，讲究信义，学识渊博。
　　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，素有“苏、黄、米、蔡”四大书家的说法，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。“宋四家”中，前三家分别指苏轼（东坡）、黄庭坚（涪翁）和米芾（襄阳漫士）。宋四家中，蔡襄年龄辈份，应在苏、黄、米之前。从书法风格上看，苏武丰腴跌宕；黄庭坚纵横拗崛；米芾俊迈豪放，他们书风自成一格，苏、黄、米都以行草、行楷见长，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，还是蔡襄。蔡襄书法其浑厚端庄，淳淡婉美，自成一体。展卷蔡襄书法，顿觉有一缕春风拂面，充满妍丽温雅气息。其书法在其生前就受时人推崇备至，极负盛誉，最推崇他书艺的人首数苏东坡、欧阳修。苏东坡在《东坡题跋》中指出：“独蔡君谟天资既高，积学深至，心手相应，变态无穷，遂为本朝第一。然行书最胜，小楷次之，草书又次之……又尝出意作飞白，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，识者不以为过。””欧阳修对蔡襄书法的评价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：欧阳修说：“自苏子美死后，遂觉笔法中绝。近年君漠独步当世，然谦让不肯主盟。”（《欧阳文忠公集》）黄庭坚也说：“苏子美、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。”（《山谷文集》）北宋科学家沈括，在《梦溪笔谈》中，评论蔡襄的 草书曰：“以散笔作草书，谓之散草，或曰飞草，其法皆生于飞白，自成一家。存张旭怀素之古韵，有风云变幻之势，又纵逸而富古意。”《宋 史·蔡襄传》称他：“襄工于手书，为当世第一，仁宗尤爱之。”许将《蔡襄传》说：“公于书画颇自惜，不妄为人，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，仁宗尤爱称之。”朱长文《续书断》：蔡襄书颇自惜重，不轻为书，与人尺牍，人皆藏以为宝。仁宗深爱其迹……及学士撰《温成皇后碑》文，敕书之，君谟辞不肯书，曰：'此待诏职也。儒者之工书，所以自游息焉而已，岂若一技夫役役哉？
　　蔡襄也是一位著名的茶叶鉴别专家。宋仁宗庆历年间（1041—1048），任福建转运使，负责监制北苑贡茶，创制了小团茶，闻名于当世。蔡襄著作的《茶录》是《茶经》后又一部重要的茶叶专著，驰名中外。他在知泉州时，曾和清源山赐恩岩的寺院住持义波和尚论及清源山的茶事。
　　有一次，蔡襄到此寺院游览时，义波和尚煎茶款待他。蔡襄啜茶后慢慢地说：“我以为大和尚所煎啜之茶，当为常品，乃‘火前’所采者。”义波合十说：“太守真是品茶大家。山僧此茶，虽是‘寒食前’所采，但用清源山的孔泉煎茶，似乎不让‘社前’。”蔡襄见他对清源山茶有自我赞赏之色，就认真地说：“茶的佳品在‘社前’、‘火前’则属其次。凡佳品色白，宜点缀之，若以常品而煎孔泉之水，虽味留舌津，实无清韵。”义波和尚听了，稽首拜服。
　　蔡襄曾用武夷岩的“乌龙种”进贡皇帝，得到“最为精好”的评誉。于是，义波和尚召集众茶农，请蔡襄视察清源山僧俗所种的茶丛，并请教焙茗之法。义波和尚当众对蔡襄说：“清源茶为什么没有武夷岩茶出名？蕃帕运来刺桐巷的香料很多，是不是可以调制，作为贡品？”蔡襄含笑地说：“茶有真香，而入贡者微以龙脑和膏，以助其香。其实，建安民间试茶，皆不入香，恐寺其真。清源山山虽不高，谷虽不深，但长年云蒸霞蔚，厥土滋润，故又称‘齐云山’，是种茶的佳壤。如能采分‘三前’，功在焙制，就可与武夷岩茶并驾齐驱，何必以香料入茶来乱真取味。茶之真香，在于本色纯正，方为大众所共赏。入贡之品，如取媚巧以迎合，并非茶道之正宗。今本官即来守泉郡，于清源山茶的选栽品种与采制之法，愿与本山僧众共致力焉。务在行远则名扬，重在品高则誉起。否则，以入贡为佳，而生民不赏，亦何所取乎？”
　　于是，当地茶农们在蔡太守的指点下，从茶丛品种的更新，直到采摘，制造技术的改进，都有很大的成效。后来，其外销的茶叶，已与瓷器等量齐观，有人称之为“茶瓷之路”。
　　中国历史上有三座闻名于世的古桥，它们是河北的赵州桥、北京的芦沟桥和福建泉州的洛阳桥。而洛阳桥是其中唯一的一座跨海古桥。过去，它一直是泉州往惠安的主要通道，直到近年，为保护文物，才在洛阳江上修建新桥取而代之。洛阳桥，又名万安桥，在泉州市东北郊约10公里洛阳江入海处，横架于与惠安县分界的洛阳江上，桥以江为名。人称洛阳桥有“三绝”：工程之艰巨浩大，一绝也；蔡襄自撰自写的《万安桥记》碑文之简洁，二绝也；碑文书法艺术及碑石之精雕，三绝也。　　洛阳江入海口古称万安渡，未建桥时，过往行人要由海上过渡。渡口水阔五里，一边负山，一边面海，江涛海浪汹涌，过往舟楫常被狂风急流翻沉。北宋嘉右年间泉州海上贸易日益繁荣，古渡不仅阻隔商旅，民众也深受其苦。当时主持造桥工程的是郡守蔡襄，传说在蔡襄出世以前，他的母亲因为半渡遇险，曾许下如生子令其建造大桥的愿。蔡襄任端明殿大学士后，决心回乡造桥。但朝廷规定，朝臣一律不准回本籍当官。蔡襄一心要为家乡建桥，于是想出一个妙计，在御花园路旁的一棵芭蕉叶上，用笔醮蜜，端端正正写上“蔡襄蔡襄，本籍做官”。一天皇帝下朝后到御花园游玩，忽见蚂蚁在芭蕉叶上围成几个大字，他惊奇地随口念出：“蔡襄蔡襄，本籍做官。”才读完，蔡襄忽然从芭蕉树后闪出，跪下谢恩。皇帝这时才知中计，笑道：“卿差矣，联是念芭蕉叶上的字啊！”蔡襄却认真回答道：“君无戏言。”于是，皇帝只好让他回泉州来做太守，以主持洛阳桥建设工程。蔡襄一回泉州，就出告示，招工匠，调库银，还捐出自己的薪俸，亲自监督造桥。为了分流护桥，当时已采用“筏型桥墩”并种蛎于础，以固桥基。他竭诚尽力，耗时六年，终于建成洛阳桥，使往来行旅“去舟而徒，易危为安”。据蔡襄撰写的《万安桥记》所载：“泉州万安渡石桥，始创于皇右五年（1053年）四月庚寅，以嘉右四年（1059年）十二月辛未讫立。累址于渊，酾水为四十七道，梁空以行。其长三千六百尺，广丈有五，翼以扶栏，如其长之数而两之，糜金钱一千四百万。”全文共153字，用楷体书写，分刻在两石碑上，每碑高2.89米，宽1.46米，厚0.3米，碑字分为6行，每字长1.8厘米，宽1.5厘米，现存碑刻有二，一为损毁后，于1963年摹拟原作重刻；另一为北宋原刻。文字之洗炼，书法之俊逸，石刻之精美，均冠盖八闽。